宇春日記

孫文平安地離開了香港，十月圍城任務成功。但是沒有人笑得出來(給予本片負雷者的冷笑不在此列)。付出了重大代價取得的勝利，謂之為「皮洛斯勝利」(Pyrrhic Victories)，十月圍城講的就是這樣的故事。

孫文名言，「欲求文明之幸福，必經文明之痛苦，而這痛苦，就叫做革命。」革命，意在破舊立新，意味著無數犧牲；在革命的洪流中，率先被淹沒的，往往都是小人物。他們通常對革命沒有概念，對自己投入其中所承受的風險也一知半解，每個人都有他加入的動機，許多時候甚至只是一時衝動。

十月圍城的主角是義士們，沒有刻板的英雄形象，也壓根不想當什麼英雄，許多的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幹嘛，但他們的表現卻不折不扣地就是個英雄。義士中，真正有信仰的人，只有陳少白和李重光，後者或許夢幻的成分更多。有人或許會將李玉堂也歸類其中，但事實上李玉堂雖認同革命，但若非誤會摯友陳少白犧牲，他也不會挺身而出。

通常電影中真正的英雄都是小人物，他們出身平凡甚至寒微，在展現出強大的勇氣之前，要不是活在陰影裡要不就是內心存在著一個填補不了的傷口，當“使命”出現，他們從逃避到接受，從軟弱變堅強，為的絕不會是揚名立萬、功成名就、或者是什麼國仇家恨之類的理由，驅策他們挺身而出的，往往都是因為小情小愛的小我感情。

義士們之所以成為義士，動機如果是認同革命的真諦與價值，那麼十月圍城就徹底悲劇了。就像主題曲唱的，「什麼時代，什麼大愛，我弄不明白」，所以方紅在失去了父親之後說：“我爹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”，阿四又哪裡懂得少爺夢想中的所謂的“中國的明天”，他只知道少爺不能死。

或許就是這些角色犧牲得太無辜，所以編劇勢必需要為這皮洛斯勝利的慘痛代價賦予其正當性。我們都知道，讓人難忘的電影非必然都是Happy Ending，但結局卻絕對必須符合「正義」原則。所以李玉堂掉頭至大友記為阿四提親、誓言把阿純當自己女兒的“過度”承諾是必要的；所以李玉堂和劉郁白飲酒時的“值不值”的對話是必要的；所以最後孫文眼眶裡滿盈的淚水是必要的。

十月圍城劇本的中心思想是正確的，但可惜的手法還有待提高，一是想表達的很多很滿但卻未能充分傳達給觀眾，二是觀眾領略了但卻覺得表現手法不夠精緻。

人物眾多不該是理由。在有限的場景及對話中，要交代角色的背景、動機，甚至呈現出角色的飽滿度，確實是有點難度，但在我們看過了許多群星雲集的港片之後，我比較詫異的是十月圍城居然教人失望了。我是衝李宇春去看的片子，以下就舉她的幾幕戲為例。

一是方紅首次出場時和方天的對話。基本上，方紅出場的時機、對白、甚至是角度都很奇怪。先前班眾誓言三天後要把命都給拼了的熱血場景，突然就跳到了交代顛沛身世的父女矛盾，編劇交給方紅的台詞，突兀地讓觀眾的情緒很難應對。二是方紅上李玉堂家討錢要飯然後懵懵懂懂地成了義士。“我餓了”確實是個刻意安排的笑點，但攝影若能夠更聚焦在方紅分神游移的視線或有更和諧的舞台布置，這三個字就不會這樣突然了。

老實說，片中此類過橋(Bridge)不順的違和感，確實不算少，輕則讓人抽離劇情，重則情緒錯置，更可怕的是讓人忍不住到電影版賞它個負雷。

在我看的那場，影片中一些刻意安插的逗趣環節，雖略嫌矯情，但都成功地逗笑了觀眾。不過很微妙地，在一些顯然無甚可笑的橋段裡，觀眾也笑了…個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有二段，一是李玉堂要阿四掉頭回大友記；二是李重光在孫母家因害怕而發抖。一該是催淚，二該是揪心，不過我們的觀眾們卻哄堂笑了。如果說「觀眾沒有錯」的前提是成立的(此指認真投入的觀眾)，那麼是表達手法的哪裡出了問題呢？

至於演員的部分，基本上我都給予正面的評價，但特別想提的是當中二個年輕的角色－李重光和方紅，一個十七一個十六，雖到可嫁娶的年紀了，但基本上都還是小孩子。

陳可辛提到過，原本李重光的角色找過一個由戲曲界轉戰影壇的實力新人，但後來還是落到了王柏傑頭上；方紅的角色則是面試過一千多個人，意外地在洽談演唱主題曲時無心插柳地決定找李宇春。論演技，他們絕對不會是最好，尤其李宇春根本沒拍過電影；論外型，造型服裝上身，中國一票科班出身的新人肯定更上鏡。他們二人之所以讓角色有生命力的原因，就是「純」。

王柏傑“天真無邪”的臉龐和笑容，對照出革命本質上的殘酷，他浪漫至死的執著、恐懼仍不退縮的勇氣，讓死亡的威脅顯得無比沉重，也讓那註定好的結局更讓人覺得抑鬱。

李宇春乾淨的眼神和皮膚，固然對出演一個低齡角色有說服力，但更重要的是她那種“和世界保持距離”的眼神。方紅對革命是漠然的，在義士團體中也是格格不入的，她只是一個還沒來得及和父親和解、說著「我哪也不去，明天我就帶我爹回家」結果人生最後一句話卻是「爹，女兒不孝…」的孩子，她的死更加放大出革命的無情與血腥。

理智分析，十月圍城確實瑕疵不少，純粹想看武打片的人，或許會有些失落，但本質上，它徹頭徹尾就是一部熱血片，或許煽情了點，但還是蠻管用的，故還是推。